赢咖2娱乐代理 文史宴:华夏文明的奠基地,今日经沦为运河上名声不响的小城市

2020-01-11 14:22:45

赢咖2娱乐代理 文史宴:华夏文明的奠基地,今日经沦为运河上名声不响的小城市

赢咖2娱乐代理,文/师兴

东海明珠、北方明珠、东方之珠……

在我国,重要的海域、湖泊及河流周边多分布有明珠型城市。之所以被称为“明珠”,因为其经济文化的区域影响力极大。

对于成功申遗的京杭运河而言,镶嵌在两岸的明珠型城市众多。坐镇运河两端的京杭两大城市理所应当地被运河光辉环绕,沿途的扬州、天津、淮安等城市无不奋力大搞运河主题基建,大讲运河故事。其中,运河所流经的鲁南地区就有一颗“运河明珠”。

济宁,可谓与运河共兴衰的城市。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,济宁就着手以京杭运河为主题塑造城市形象,并以“运河明珠”、“运河之都”的形象示人。从那时起,一系列以“明珠”命名的基建项目陆续上马,并保留至今日。诚然,当今济宁的经济文化辐射程度有限,但提及往事,济宁绝对是被光环加持的城市。

也可以说,纵览华夏文明史,济宁是一颗最亮眼的明珠。

济宁可查询历史能追溯至史前时期,至元时得“济宁”之名,至明清时的影响力达到高峰,而后衰落。

按当今行政区划,济宁由两区(任城、兖州)、二市(曲阜、邹城)、七县(金乡、嘉祥、鱼台、微山、泗水、汶上、梁山)组成。每一个市区县均有自己的历史印记,共同构成一部济宁大历史。

济宁行政区划

上古:伏羲、少康与济水

关于华夏文明,不得不提姓氏渊源。某种层面上,姓氏、血缘、宗族不同时期的繁衍迁徙和文化交融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原始基因。如今,姓氏已成为增强海内外华人文化归属感的重要纽带。

中华文明有史记载最古老的姓是“风”。根据《帝王世纪》和《竹书纪年》所书,三皇五帝之首包羲伏羲氏的父亲燧人氏就为风姓,伏羲氏随父姓风,其义妹、妻子女娲氏随夫姓风。没错,传说中这两人既是兄妹,又是夫妻,并被尊为人文始祖,地位尊崇。

伏羲后裔同为风姓,并衍生出伏、宓、任、宿、颛、须、程等姓氏,其中以任氏人口最多,并与济宁有着不解之缘。相传,太昊伏羲氏后代的一个氏族部落寄居在济宁任城区一带,被称为“有仍氏”。

传说中的夏朝的建立后,大禹划天下为九州,其中之一的兖州即覆盖济宁地区,当今济宁仍保留有兖州地名。作为太昊伏羲氏后裔,有仍氏在夏朝成为“所封国”。

传说夏朝第三任君主太康生活腐败,只顾游猎,不理政事。即位一年的太康便在游猎时被后羿夺去国政,史称“太康失国”。失国后,生于有仍氏的少康志在复国,在同姓部落斟灌氏与斟鄩氏的帮助下,与夏后氏遗臣伯靡等人合力,恢复了夏朝的统治。

少康大有作为,史称“少康中兴”。因有仍氏疆域很,实力强,作为“少康中兴”的重要根据地和少康出生地,这里被赐名“任国”。

任国是典型的风姓之国,为《左传》中记载的“任、宿、须句、颛臾”四大风姓之国之首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一年》臷:“仼、宿、须句、颛臾,风姓也,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,以服事诸夏”。可见,任、宿、须句、颛臾这四个风姓古国主要掌管伏羲与济水的祭祀事务。任国居民世代依济水而生,以任城为中心,经历夏、商、周三代,一直存续至战国末期。任城区的名称即由此而来。

实际上,任、宿、须句、颛臾这四大风姓之国均位于任城周边一带,疆域遍及邹城、微山、泗水一带。如今,济宁大部分地区都留有关于伏羲的传说和遗迹,从邹城峄山女娲补天的传说,到泗水古雷泽华胥故里的故事;从任城祭祀太昊伏羲凤凰台遗址,到邹城郭里羲皇庙遗址,再到微山两城伏羲庙,种种证据表明伏羲应出自山东境内,而非一些史学家提出的关于伏羲出自甘肃天水之说。

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任城凤凰台。直到唐朝,凤凰台仍是人尽皆知的太昊伏羲祭祀场所之遗迹。诗人李白在《任城县厅壁记》中提到:“青帝太昊之遗墟,白衣尚书之故里”。这里所提到的太昊之遗墟实为凤凰台。

如今,凤凰台遗址仍存。在1986年的凤凰台考古发掘中,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发掘出近三百件文物,并在文化堆积层中发现大量的陶簋残片。根据《周礼·地官·舍人》记载,簋是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礼器。陶簋等大量祭器残片的发现,验证了凤凰台曾是重要祭祀场所的说法。

新修的任城凤凰台

经本世纪重修后,任城凤凰台又呈现些许崇台巍然的景象,算是对历史的告慰。

为何以任国为首的风姓之国选择在济宁扎根呢?众所周知,人类因生产与生活之需要,选择依水而居,并将城市依河而建。自古以来,鲁南地区水量充沛、土地肥沃、四季分明,事宜人类居住。其中,济水孕育了最初的济宁文明。

济水,连同长江、黄河、淮河,构成我国上古时代最重要的四条河流,并被称为“四渎”。济水源于河南济源王屋山,自西向东经由河南和山东,终入海。济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“三隐三现”,穿越黄河而不与之混淆。据《禹贡》记载:“导水东流为济,入于河,溢为荥,东出于陶丘北,又东至于菏(菏泽),又东北会于汶,又北东入于海。”

在华夏文明中,济水扮演了重要角色。据五代时期高道杜光庭撰写的《天坛王屋山圣迹叙》记载:黄帝与蚩尤在河北地区交战,战败后退居王屋山,黄帝“清斋三日,登山至顶,于琼林台祷上帝破蚩尤。帝遂敕王母降于天坛。王母乃召东海青童君,召九天玄女,授破蚩尤之策。黄帝依命杀蚩尤于冀,天下乃无不克,海内安然。”从此,黄帝每年八月十五日都要在济水源头王屋山上设坛祭天,有说法称这是中秋节的起源。

此外,大禹所划分之兖州的“兖”字,即来源于济水。兖在古时写作“沇”。在小篆中,“三点水”有时可以写作“横水”而放在“允”字之上。后来文字由篆书向隶书演化时,“横水”演变为“六”,形成今日之“兖”字。

可以说,任城和兖州都由济水而生,如今发展成为济宁中心城区。不过,济水却消失了。随着黄河多次决口改道,特别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大纵横改道中,黄河吞并了济水,使之消失在历史长河中,仅通过沿线的济源、济宁、济阳、济南等地名保留有济水的文化痕迹。

两周:孔孟之乡的人伦风骨

西周时期,周天子手握天下共主的威权。周平王东迁以后,周王室开始衰微,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掌控能力,诸侯群雄纷争,是为春秋时期。此后更进入暴力兼并的战国时期。

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、人才辈出、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,彼时的济宁大地更是上演了精彩大戏。历经大浪淘沙,战国时期曾屹立于济宁地区的有鲁国、邾国(后称邹国)、任国和郕国,其中尤以鲁国和邹国闻名,并滋养出影响后世的孔孟之道。

鲁国的诞生与“周公东征”有关。西周初立,周成王年幼,周公担心各诸侯叛变,摄政天下,而商王武庚联合东方诸国反叛。同时,管叔和蔡叔疑心周公大权在握,即联合武庚一起作乱。于是,周公奉周成王命,进行东征。

《诗经》之《东山》就根据周公东征背景创作,开篇写道:“我徂东山,慆慆不归。我来自东,零雨其濛。我东曰归,我心西悲。制彼裳衣,勿士行枚。蜎蜎者蠋,烝在桑野。敦彼独宿,亦在车下。”

东征之后,周公被封于中原和东方交会的战略要地—曲阜,称鲁国。因周公要留在京城辅佐周成王,便令其长子伯禽代其在鲁国执政,伯禽即为鲁国首个国君。

鲁国仿照西周建立了一整套典章制度,文化日益繁荣,国势不断强盛,在诸侯国中处于极其特殊的地位。当时的鲁国疆域北到泰山,南临徐淮,西达济水,东临大海。鲁国和当时位于鲁北的齐国成为西周统治东方的支柱力量,影响力巨大。时至今日,山东又被称为“齐鲁”,简称“鲁”,可见鲁国对后世影响之深,尤其在文化方面。

鲁国十分重视文明传承,是唯一完整保留周礼的国家,并有“周礼尽在鲁矣”的说法,为著名的礼仪之邦。当年,无论想要恢复周礼的国家,还是想要学习周礼的人,必须要去鲁国取经。

在肥沃的文化土壤中,圣人的思想从萌芽不断壮大。孔子,这位被公认为“圣人”的世界级文化名人,出生于鲁国,他继承和发扬周礼,形成以“仁”为核心的思想,创建了对东亚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具有深远影响的儒家学说。

儒家学说重视社会现实,倡导入世,主张以“仁”为,以“礼”为准来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,将“中庸”作行为方式,成为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一。

孔子采用私学讲授“六艺”。六艺是指儒生应当学习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以及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。其中,《春秋》就是鲁国编年史,记载了鲁国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79年(孔子卒年)的历史。

至圣先师孔子

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后世被发扬光大,被无数朝代列为正统思想,“仁”也成为华夏文明延续至今的dna。作为孔子故里,曲阜保留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孔庙,连同孔府、孔林一并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,每年吸引大量朝圣者。

曲阜孔庙

继承、传播并发扬孔子学说的人无数,百年之后的孟子即是最著名的一位。孟子是有抱负的政治家,在诸侯合纵连横战争频发时期,孟子敏锐察觉时代趋势,以“仁”为核心,将儒家学说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,并推行于天下,并被后世尊为“亚圣”。

孟子出生于邹国。邹国与鲁国并称为“邹鲁圣地”,为文化兴盛之地,今日之邹城即因此得名,并与曲阜一样位列济宁地级市,济宁亦当仁不让地成为“孔孟之乡”。位于邹城的孟庙气势雄伟,一株株参天古树仍守护着流传千年的人伦风骨。

邹城孟庙

秦汉六朝:济宁石刻半天下

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,在废封建置郡县中,济宁被划为济南任城县,经济文化影响力减弱。刘邦建立汉朝并铲除异姓王后,为了巩固刘氏江山,开始大封刘氏诸侯国,济宁地区设立了任城国和鲁国,都城分别在今日之任城区和曲阜。

王莽篡汉,后被刘秀推翻,汉家统治得以恢复。此后,东汉庄园经济盛行,在济宁嘉祥地区,武氏家族实力显赫。家族世代做官,武梁与武开明为兄弟,官至长乐太仆丞、郎中,其长子武班官居敦煌长史、次子武荣官执金吾丞。与武开明不同,武梁生前隐居不仕,读经讲学,德高望重。

在当地,武氏家族既有经济实力,又备受尊重。不过,让武氏家族名留千古的并不是他们本人,而是他们的家族墓地——武氏祠。

汉朝国力强盛,文化繁荣,嘉祥地区文人工匠辈出,加之山石质量上乘,石雕技艺发达,武氏祠就留有诸多举世闻名的画像石。武氏祠汉画像石的研究价值涉及到历史学、文化学、社会学、考古学、建筑学和美术史等诸多领域,一直是古今中外名人专家研究的重点。

据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通过《金石录》对武氏祠的记录,自宋代,武氏祠便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。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欧阳修在《集古录》中也记录了武氏祠的两块汉碑。南宋金石学家洪适在《隶释》和《隶续》中也摹刻有大部分武氏祠画像。

元明时期,因济宁地区属于黄河淤积处,加之黄河的多次改道,武氏祠一带历经洪水漫於,令石刻淹没地下得以完整保存。因此,金、元、明的几百年间没有武氏祠的任何记载,直至清乾隆五十一年(公元1786年),金石学家黄易在嘉祥发现了一对石阙、一对石狮和武氏祠,震惊金石学界,此后关于武氏墓群石刻的著录和评述日渐增多。

武氏祠中的汉画像石主要分为神话传说、经史故事和现世社会生活三部分。其中,神话传说部分主要包括人类始祖、仙界领袖、远古帝王、龙凤图腾等;经史故事主要包括帝王诸侯、圣贤名臣、孝子贤孙、义士善人等;现世社会生活则包括车马出行、人物聚会、庖厨宴饮、狩猎捕鱼、乐舞百戏、军事战争、亭台楼阁等。

武梁祠汉画像石

其中经典画像元素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标志性图案,如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黄帝像、联合国水利馆中的大禹塑像等。

武氏祠的造就并非偶然,实际上,济宁是我国拥有现存汉碑、石刻、画像石最多城市,享有“天下汉碑丰济宁”之盛誉。在今日济宁博物馆内有一座建于民国时的古朴建筑——汉碑室,主持修建者为时任济宁教育局长王大恕。资料显示,汉碑室内存有《景君碑》、《郑国碑》、《武荣碑》、《鲁峻碑》、《孔子见老子画像石》,其书法均为典型的“八分汉隶”,均为汉碑之精品,稀世之瑰宝。

武氏祠汉阙

汉朝覆灭后,中原大地进入长达四百年的动荡年代,期间风云变幻,诸雄并起,战火连绵。曹魏时期,济宁地区重新设郡,任城国改为任城郡(今微山县鲁桥镇),境内同时还设山阳郡和鲁郡。西晋时期,济宁地区恢复任城国,境内还立有高平国和鲁国。

到了十六国时期,济宁先后被后赵、前燕、前秦、后燕所据。南北朝时期分别被北魏和北齐统治。在这段长达四百年的动荡年代,西域佛教带着出世思想深入中原,令中原汉人有了心灵归宿,亦促进胡人彻底融入汉人社会。

本着“刻于高山,永留不绝”的愿望,北朝高僧及工匠青睐在山崖巨石上镌刻佛经。因邹城地处低山丘陵地区,海拔不高,巨石分布,是进行摩崖石刻的理想场所,故在邹城留有诸多摩崖刻经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这些刻经皆由北朝时期僧侣书法家安道一所书,其书法融汇隶、篆、楷三种笔法,其人被誉为魏晋时的“书仙”,与“书圣”王羲之并驾齐驱;其字被后代书家称为“大字鼻祖,榜书之宗”。

如今,邹城的北朝佛经摩崖石刻而名扬四海,尤以葛山、峄山、铁山、岗山和尖山最经典,举世罕见。

隋唐五代:最尊贵的客人

历史长河中,隋、唐、五代是一段繁荣而精彩的时期。从隋完成统一,到唐迅速进步,当时社会格局宏大、文化开放、经济发达,为历朝历代所无法比拟。

随着唐朝由盛到衰,最终消亡,中原地区接连出现五个朝代,即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,合称五代,它们多继承了大唐风韵,在文学、绘画、建筑等方面留有稀世珍品。

在隋、唐、五代时期,济宁不属于核心政治区域,一直保持着任城县建置名称。不过,伴随着大唐开元盛世,济宁迎来一位客人。他在济宁留下了自己的人生足迹,而今一直被称颂,他就是“诗仙”李白。

从唐开元二十四年起,李白寄家任城长达23年。李白对任城情有独钟,曾在诗文中多次提到“我家寄东鲁”,任城也被称为李白的第二故乡。

寓居任城时,李白应时任县令贺公之邀而作《任城县厅壁记》,包含任城的历史沿革、地理特征和风土人情,更以“地博厚,川疏明”赞美济宁的自然环境;以“香阁倚日,凌丹霄而欲飞;石桥横波,惊彩虹而不去”赞美济宁的城市建筑;以“行者让于道路,任者并于轻重,扶老携幼”赞美济宁的淳朴民风。

尽管李白寄家任城是因其家族成员在任城及附近任职当差,但这并不妨碍李白与济宁之间的浪漫碰撞。直至今日,任城区仍然保留着李白曾经作诗洗笔的浣笔泉,以及他的曾经把酒吟诗,举杯邀明月的太白楼。

济宁太白楼

其实,唐代济宁地区交通便利,曾迎来诸多达官显贵和文人骚客,在此流连忘返并吟诗题赋。

唐开元二十五年,诗人杜甫游历齐赵,途经任城,看到白露节前任城古南池的秋色,有感而发,赋诗《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》,诗中“晚凉看洗马,森木乱鸣蝉。菱熟经时雨,蒲荒八月天。”描绘了白露节前任城南池的秋色,并抒发思乡之情。

今日,古南池已建为公园,亭台楼阁、芦荡垂柳、小桥流水、曲径通幽,倒是怀古之好去处。

宋金:吃货梦华录及其沉寂

赵匡胤的黄袍加身终结了五代历史,开启了华夏民族的又一个巅峰时代,特别是在经济、科技、文化等领域。此后,都城汴京(今开封)一度成为当时世界最繁华城市,而济宁地区则归属济阳郡,与汴京文脉相通。

由于宋朝经济的迅速发展,城市文化的繁荣昌盛,汴京是当时名闻遐迩的美食之都。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上可见近一半建筑为餐饮店,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提到了近百种民间的美食与小吃。作为与汴京地缘相连的城市,济宁的风土人情与之相近,传承至今的饮食习惯亦基本一致。

按宋人习惯,凡用面所制作食品皆称“饼”,用笼蒸而成的面食称“蒸饼”,后因避宋仁宗名讳,又改称“炊饼”,即《水浒传》中武大郞卖的炊饼。实际上,炊饼并非馒头、包子,而是一种隔水蒸制的薄面饼,至今常出现在济宁的大小餐厅和家庭餐桌上,为日常主食。

此外,宋人喜食羹。食羹养生,好此者甚众,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就记载了百味羹、头羹、血羹、粉羹等多种羹。与粥不同,羹的烹制需要肉类参与,以肉加五味煮成的肉汁,颇受大众欢迎。

当今济宁地区,人们依旧青睐食用羹类食品,尤以传统早餐糁汤为典型。糁汤以猪骨或羊骨头熬汤,加葱姜,熬至乳白色,加淀粉勾薄芡,在大铁锅中保持高火沸腾状。食用时,通常先将一枚鸡蛋敲入碗中并打散,再用滚汤冲开,使蛋花翻滚,最后以姜末、葱花、香菜和香油提味。初尝糁汤,食客往往被其独特口感吸引。

济宁糁汤

除了羹,济宁地区居民还偏好粥类食物。此粥非米类加水熬制之物,而是以小米面炒至微糊后,加豆浆熬制。此粥浓如酱,喝似水,细糯滑爽,略带糊味,食之温胃。此粥在济宁居民口中即称“粥”,也称“糊粥”。相传,糊粥深得当时孔府衍圣公厚爱,又被称为“贡粥”。

北宋后期,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多次民变,最为著名的就是宋江起义。其事迹被后世不断演绎,成为《水浒传》的历史原型素材。提及水浒,很多人瞬间想到梁山好汉。尽管目前无充足证据表明宋江起义发生于梁山,但济宁梁山地区确为当时诸多民间力量的根据地。

据记载,梁山地区在宋朝时为极其辽阔的水域,且地势复杂多变,易守难攻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对后周之记载:“显德六年浚五丈渠,东过曹济、梁山泊,以通青郓之漕。”这是关于“梁山泊”的最早记录。《宋史》卷九十一载:“天禧三年黄河又从滑州决口,岸摧七百步,漫溢州城,历澶、濮、曹、郓、注梁山泊。”可见,到北宋后期,梁山泊的水域最广,水势最大,形成壮观的八百里水泊梁山。

然而,后来随着黄河改道,水泊梁山的储水量急剧下降,水泊和连天芦苇早已荡然无存,如今的水泊梁山只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小型景区,缅怀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岁月。

水泊梁山

“靖康之难”爆发后,中原一带陷入金人统治,城市迅速衰落,后经历蒙金战争,哀鸿遍野。在宋元战争中,南宋爱国名将文天祥被俘解往大都(今北京)途经济宁,曾留下“百草尽枯死,黄花自秋色”、“路上无行人,烟波渺萧瑟”的诗句,可见当时济宁地区之荒凉冷寂。

元明清:新运河推动名城崛起

济宁真正得名,并迅速获得区域影响力,始于元朝。

元初,济宁由原济州改为济宁府,这是济宁之名最早出现之时。关于此名由来,据传因任城一带地势较高,可免水灾,能保安宁,故为济宁。

京杭运河虽开凿于隋朝,但在元代兴修弃洛阳而直取北京中才经过济宁,使其成为重要港口之一。

运河开通后,济宁土城开始兴建。到明朝洪武三年,又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修建,由济宁左卫指挥史狄崇“易土为砖”,城高三丈八尺,顶阔二丈,周长九里三十步,垛口六百七十个,女墙一千八百处,使旧城面貌一新。明清两朝历五次重修,城以八卦形制四门八洞,巍峨壮观,气势雄伟,成为京杭运河上的名城和重镇。

京杭运河使济宁成为南北地区的转漕要地,水陆兼备的物资集散中心,是江北最大的码头之一。北上南下的贸易和交流促进了济宁商业服务业的兴旺发达。据《济宁直隶州志》记载,至元二十三年,通过济宁运往京都的“漕运三千艘,役夫万二千人,初江淮岁转漕米百万石于京师”。

当时,京杭运河济宁段帆樯往来繁忙,河岸两旁货物堆积如山。济宁城里城外出现了很多商铺作坊,还成为江南的竹器、瓷器,北方的皮毛和周围副农产品的集散地。

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马可・波罗在元朝时期曾游历了中国运河沿镇。到达济宁后,他在游记中赞美道:“这是一个雄伟的大城,商品与工艺制品及其丰富……城的南端有一条很深的大河(即运河)经过,河中航行的船舶,数量之多,几乎令人不敢相信……河中航行的船舶往来如织,仅看这些运载着价值连城的商品的船舶吨位与数量,就会令人惊讶不已。”

航路开通除了带来文化、经济交流,更丰富了济宁居民的味蕾。当江南大米从运往北方时,济宁居民将用陶器炖出来的肉和米饭同吃,别有一番风味,后演变为今日的甏肉干饭,成为当今济宁首屈一指的美食。

甏肉干饭

明朝初年,黄河两次大的溃堤决口,淤塞了京杭运河河道,使济宁段无法通航。为此,明成祖朱棣命工部尚书宋礼率军、工、民、夫前住山东疏通运河。宋礼采纳了汶上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的建议,建造南旺分水枢纽工程,这是堪与都江堰并称的中国水利工程的两大奇迹。

白英的计划被称为“借水行舟,引汶济运”,从水源、水渠、分水、水量四方面解决问题。水源方面,在南旺东北戴村筑坝拦水。此水坝至今仍在发挥截水灌溉作用,名为戴村坝。水渠方面,在戴村东北有汶水之岔流,然已淤塞为废河。将此废河稍加疏浚可作为遏汶水南流的水道,此水渠作引汶水之用故名小汶河。

分水方面,在汶河入京杭运河口处建立一座分水鱼嘴,将汶水分流,七分北流,三分南流,这正是民间“七分朝天子,三分下江南”之说的来源。水量方面,为了调节运河水量的枯旺,利用运河两岸的湖泊、洼地蓄水,建水闸。水量太多时,通过水闸将洪水泄入湖泊;水量不足时,再将湖水放入运河,来补给运河水源。最终,南旺附近形成了安山湖、南旺湖、蜀山湖、马踏湖、马场湖五处湖泊,合称“北五湖”。

汶上南旺湖

然而,往日波光万顷,樯帆连影的北五湖景象如今已旧迹全无,汶上南旺镇一带成了阡陌纵横,村庄毗密的田野,真是沧海桑田。

自工部尚书宋礼主持治河后,明政府于成化七年设河道总督,驻扎于济宁,初名为“总督河道都御史署”,是明清京杭运河及相关河道的管理机构,明清治运司运的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军事机关。

据记载,河道总督衙门建筑有大堂、二堂、三堂。如此三堂设置的衙门规格只有部院级衙门可享受。可以说,这是唯一设在京城之外的部院级衙门。

到清朝,随着康熙和乾隆皇帝南巡几度驻跸济宁,令其名声大震。当今济宁老城区的许多街巷地名,如城隍庙街、皇经阁街、天仙阁街等,均由此得名。尤其是乾隆皇帝在年过半百时终于在官员们的簇拥下登上了太白楼,并赋诗《登太白楼作》时,济宁的地区影响力几近峰值。

当时,济宁的管辖势力甚至延伸至临清卫。彼时,临清卫同为京杭运河之重要港口,影响力巨大,据崇祯年间《总监各路太监高起潜题本》记载:“总计临城周匝逾三十里,而一城之中,无论南北货财,即绅士商民,近百万口。”

如今,行走于济宁老运河沿岸的小巷,杨柳低垂,颇有江南气息。竹竿巷、东大寺、铁塔、潘家大楼,缓缓流逝老运河中仿佛倒映往昔繁华和无尽的旧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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